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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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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和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他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都几乎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引用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比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份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他们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60年代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份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的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份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份子与有机知识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份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份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份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人们已经熟知，在共产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在一向强调学术思想自由的西方国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以外，按说不应该有预设的学术立场。但是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思想强势入侵美国大学，以致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布鲁斯．保尔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封闭的自由派心智》一书中写道，当他询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尔斯（Alan Charles Kors），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时，科尔斯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书几乎要负全部责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兰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本书已经多有论列。巴西教育理论家弗雷勒崇拜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为美国教育学院的必读书之一。用教育学家索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话说：这本书不关心任何具体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论文，号召推翻资本主义霸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16]事实上，弗雷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无非是，世界上只存在着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教育，而是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受压迫状态，激起他们的反抗。
法农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马提尼克（Martinique）,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共党员萨特作序。萨特这样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恶的﹔非西方人是被剥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农号召殖民地人民发起武装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暴力使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个人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结、绝望感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暴力使他无所畏惧，恢复自尊。”[17]萨特对法农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反叛初期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同时少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脚下的是国土。”[18]
这三个人的理论诱导人用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旦让这种阶级仇恨进入心中，学生将以对抗的心态看待正常社会的机构和现象，必然走向不满、抗议、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谁是对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大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在破坏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产主义并肩作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了大学人文学科。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评论承认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把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增长知识见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是为具体的阅读赏析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社会上的反文化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个“理论”的大爆发。形形色色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理论对作品而言具有优先性，作品成了“随意选取”的范例，用来说明理论的“有效性”。[19]
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试图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说明的大杂烩。文学理论家卡勒如此解释“理论”：“理论常常是对常识性观念的猛烈攻击，意图说明我们见惯不怪的‘常识’其实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出来的）理论表现得地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理论。”[20]也就是说，理论肆无忌惮地嘲弄、逆转、摧毁来自家庭传授、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关于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传统认识，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恶价值观。
抛开其复杂晦涩的包装，所谓“理论”无非是新老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拼凑出来的怪胎。简而言之，“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反传统的理论的邪恶联盟，其目的是以学术的方式摧毁人类文明的基础。“理论”是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学院内部的新伪装。60年代以来，它从文史哲等学科出发，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势。
在实践中，“理论”和“批判理论”大体指代同一个现象。新涌现出来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别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学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医学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论的新的应用。“理论”横行学术界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到学术和教育诸领域，用变异理论迅速败坏年轻一代，为毁灭人类铺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一部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在价值（经典据说甚至根本没有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性别、种族）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国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直言不讳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地平线”。[21]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读，只有读出其中阶级、种族、性别、性倾向压迫的“深层含义”，才算是“深刻”、“够格”的理解。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这种武断荒谬的“文学批评”并不陌生。中共党魁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视角极为独特：“《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苏联和中共的历史表明，文学评论不总是象牙塔内高雅脱俗的讨论，有时会变成血雨腥风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至少表面上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关。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向明代清官海瑞学习的号召，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和反对“三面红旗”（即造成大饥荒的中共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跟近几十年西方学院内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共用阶级斗争解读一切作品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变种的病毒，变得更加强大、恶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论武器，把一部部人类文化的经典推上手术台进行肢解和歪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经典，到但丁、莎士比亚、再到维多利亚小说，无一幸免。虽然这类评论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显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但许多研究的主旨却惊人地单调乏味——无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对被压迫阶级、女性、少数民族的偏见，因此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使之不能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美国学者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理论家们的方法是颠覆的工具：尝试从内部破坏人文教育，斩断我们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同情的纽带。”[22]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贯穿于很多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统称意识形态，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是“倒立”着的，也就是扭曲变形的。[23]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把破坏文化作为革命的必经阶段，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与真正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等，它们与暴力的国家机器一同发生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狡猾的诡辩。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具体指出社会制度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这些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不是分析一个命题的真伪对错，而是指责提出命题的人动机不纯或者存心不良，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过毒的水谁都不能饮用，被谣言诋毁、人格谋杀的人不管说的话多么有道理，他的话都不会被人信以为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一个扩大了的、更复杂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所不包，反映了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极端仇视，必欲全盘否定、彻底毁灭而后快。这其实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对人类文化痛下杀手。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泛泛之论、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它的作用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无比的“道德义愤”千百遍地重复这个谎言，带动和欺骗了很多头脑简单的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60年代以后，一批法国理论家提供的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领域的专著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达（1,874次）。[24]两人影响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关系，很有启发性。[25]我们姑且称这两个理论流派的合流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一种精巧的无神论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他通过无限夸大语言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语言和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语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就有很多人阐发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连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都加以否认，那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与传统的无神论不同，德里达使用哲学术语进行表述，因而其观点不仅对“神”的概念具有杀伤力，对于跟传统信仰相关的“理性”、“权威”、“意义”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受德里达影响的理论家纷纷对“意义”、“理性”等概念进行解构。由于其表面上的复杂深奥，使很多人陷入理论迷雾，一时间解构主义横行西方人文学界，成为共产邪灵摧毁信仰、传统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论围绕着“权力”（power）概念展开，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真理，只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设问：“监狱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都很相像，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都很像监狱，这难道令人惊奇吗？”[26]把维持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等同于监狱，进而号召人们推翻监狱——福柯理论的反社会性质昭然若揭。
用解构主义、福柯思想和其他批判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把一切相对化，把传统和道德污名化，热衷于谈论“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没有真理，只有叙事”，“没有历史，只有叙事”。他们把对于真、善、美、正义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对化，然后弃之如敝屐。刚刚进入研究所的年轻学生不敢质疑老师辈的权威，更无法抵御这种理论的狂轰滥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难挣脱出来。这就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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